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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陈飞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听见敲门声，收了势，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二十七八岁模样，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提着个黑色公文包。
“请问，是陈飞同志家吗？”
陈飞：“我是陈飞。您是……”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姓方，叫方志平。想采访您一下。”
陈飞：“采访我？我一个普通干部，有什么好采访的？”
方记者笑了笑：“陈同志谦虚了。您家在胡同里可是出了名的——面包、果酱、炸鸡、可乐，还有《中国食品》杂志的食谱，可是引起了不少关注。”
陈飞：“请进。”
方记者进了院子，环顾四周：“院子收拾得真利索。”
林婉从厨房出来，看见有客：“这位是……”
“《北京日报》的方记者，来采访的。”陈飞介绍道。
林婉：“那快请坐，我去沏茶。”
方记者在石凳上坐下，打开笔记本，拿出钢笔。林婉端来茶，又端了一盘炸鸡块和一碟果酱，面包。
“方记者，您尝尝，自家做的。”
方记者有些意外：“这就是传说中的‘陈家炸鸡’？”
林婉笑了：“什么传说，就是瞎做着吃。”
方记者：“好吃！这外壳怎么这么脆？里面的肉还这么嫩？”
“裹了面包糠。”林婉说，“就是干面包搓成糠，裹在鸡肉上炸。”
方记者：“这面包糠的做法，是您自己琢磨的？”
“是跟我们家老陈一起琢磨的。”林婉看了陈飞一眼，“他看过一些书，我试着做，慢慢就成了。”
方记者又尝了果酱面包，连连点头：“这个也好吃。您这手艺，不开店可惜了。”
林婉笑道：“开什么店，自家吃吃还行。”
方记者转向陈飞：“陈同志，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家这种‘家庭副业’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政策在变，老百姓都想知道，怎么才能让日子过得好一点。”
陈飞：“方记者，说实话，我们家没搞什么‘副业’，就是自己琢磨着吃。面包是自己烤的，果酱是自己熬的，炸鸡是自己炸的。没往外卖过，就是自己吃，邻居们尝尝。”
方记者：“这个我知道。但您家的做法，已经在胡同里传开了，好多人家都在学。您不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示范吗？”
方记者继续说：“我在报社负责‘社会生活’版，最近收到好几篇读者来信，都提到您家的炸鸡和果酱。有的问配方，有的问做法，还有的问能不能买。这说明，老百姓对改善生活的需求，很强烈。”
“我想写一篇报道，介绍您家的做法，鼓励更多家庭动脑筋、想办法，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您觉得怎么样？”
陈飞：“方记者，您的想法是好的。但我有个顾虑——现在政策还没完全放开，我怕这篇报道一发，惹麻烦。”
方记者笑了：“陈同志，您多虑了。现在的政策，跟几年前不一样了。中央都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百姓过好日子，有什么错？”
陈飞看着他，心里有些触动。
“这样吧，”陈飞说，“您写报道可以，但别写具体地址和姓名，就说‘某胡同’、‘陈师傅家’。照片也别拍我和我爱人，拍拍院子、拍拍吃的就行。”
方记者点点头：“行，我尊重您的意见。”
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方记者问得很细，从面包的做法到果酱的配方，从炸鸡的火候到可乐的来历，事无巨细。
林婉也渐渐放开了，有问必答，还现场演示了一遍裹面包糠的过程。
临走时，方记者：“陈同志，谢谢您。这篇报道如果发了，肯定能鼓舞很多人。”
陈飞送他到门口：“方记者，我有个不情之请。”
“您说。”
“报道里，最好提一句：这些做法，都是在不浪费、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进行的。”
方记者：“陈同志，您考虑得真周到。好，我一定加上。”
方记者走后，消息很快在胡同里传开了。
最先来的是吴老师。
“陈主任，那个记者来采访什么呀？”
陈飞：“就问了些家常事，怎么做面包、怎么熬果酱之类的。”
吴老师：“那是不是要登报？咱们胡同要出名了？”
“不一定登。”陈飞说，“就是随便聊聊。”
吴老师有些失望，但很快又高兴起来：“不管登不登，有人来采访，就说明咱们胡同好。陈主任，您家可是给咱们长脸了。”
张师傅的爱人也来了，手里拿着个围裙，说是新做的，送给林婉。
下午，王主任来了：“陈主任，那个记者，是我介绍来的。”
陈飞一愣：“您介绍的？”
王主任点点头：“《北京日报》的方记者，是我老战友的儿子。他跟我说想采访一个‘家庭生活改善’的典型，我就推荐了你们家。”
“陈主任，您别怪我自作主张。我是觉得，你们家的做法，确实值得推广。现在政策在变，老百姓都想知道怎么把日子过好。你们家走在前头，就应该让更多人看见。
“放心，那孩子，我信得过。他不会乱写。”
陈飞：“谢谢您，王主任。”
采访回去后，方志平埋头写稿。
他在报社的资料室里翻了大量以前的报道，发现关于“家庭生活”的内容少得可怜。大部分是工业生产的新闻，农业生产的新闻，政治学习的新闻。偶尔有几篇关于“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的稿子，也都是教人怎么省吃俭用，没有一篇是教人怎么“过好日子”的。
“这不对。”他对同事说，“老百姓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日子过好，不是怎么省着过。”
同事苦笑：“老方，你小心点。这种话，容易惹麻烦。”
方志平：“怕什么？现在中央都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报纸也得跟上形势。”
稿子写了三天，改了五遍。
标题：《东城一户人家的“厨房革命”——面包、果酱、炸鸡背后的故事》
副标题：“只要动脑筋，日子就能过得更红火”
开头是这样的：
在北京东城区一条普通的胡同里，住着一户普通的人家。男主人姓陈，是干部；女主人姓林，是家庭妇女。就是这户普通的人家，最近在胡同里出了名——因为他们家的厨房，搞了一场“革命”。
面包是自己烤的，果酱是自己熬的，炸鸡是自己炸的。邻居们闻着香味来，尝了都夸好，回去学着做。慢慢地，这条胡同里的好几户人家，都学会了这些新花样。
记者走访了陈家，听女主人林大姐讲了她的“厨房经”……
接下来详细介绍了面包的做法、果酱的配方、炸鸡的火候、面包糠的制作。每一段都写得通俗易懂，让读者照着就能做。
结尾是这样的：
林大姐说：“我就是想让家里人吃得好一点，没想那么多。”
可就是这点朴素的愿望，让她的厨房变成了“实验室”，让她的饭菜变成了“作品”，让她的家变成了胡同里的“美食中心”。
记者离开时，林大姐正在准备晚饭。炸鸡的香味飘满院子，几个邻居家的小孩扒在门口看，馋得直流口水。林大姐笑着给他们每人一块，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跑了。
这一幕，让人想起一句话：幸福，其实很简单。
（本报记者方志平）
稿子送审
编辑部副主任看了，皱眉：“这稿子，是不是太……太生活化了？咱们报纸是党报，登这种内容合适吗？”
方志平据理力争：“怎么不合适？党报就不关心老百姓生活了？现在中央提倡‘解放思想’，咱们报道老百姓怎么过好日子，正是响应号召。”
副主任犹豫：“这样吧，我请示一下总编。”
总编看了稿子：“发。但要加个编者按，说明这是‘探索性报道’，不代表政策导向。”
方志平心里一喜：“谢谢总编！”
一周后的早晨，一声喊叫打破了宁静：
“陈家上报纸了！”
是张师傅的声音。他手里拿着一份《北京日报》，边跑边喊。
陈飞正在吃早饭，听见喊声，放下筷子，走出院子。
张师傅已经冲到门口，把报纸递过来：“陈主任，您看！第三版！”
陈飞接过报纸，翻到第三版。一行黑体字标题映入眼帘：
《东城一户人家的“厨房革命”》
旁边还配了一张照片——是他家院子的枣树，石桌上摆着炸鸡和果酱面包，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驳陆离。照片说明写着：“陈师傅家的‘美食角’。”
林婉也出来了，凑过来看。看见那张照片：“这什么时候拍的？”
“方记者那天拍的。”陈飞说，“他说拍个空镜头，不拍人。”
赵春梅也出来了，看见那照片，指着说：“这不是咱家院子吗？”
晓阳跳着脚要看
胡同里的人都围过来了。吴老师、李编辑、王主任、张师傅爱人，还有几个邻居，都挤在陈家院门口，争着看那张报纸。
“了不得！真上报纸了！”
“陈家这回出名了！”
“林大姐，您这下成名人了！”
林婉被说得不好意思：“什么名人，就是瞎写的。”
李编辑：“写得不错，实事求是，不夸张。这位方记者，有点水平。”
王主任笑道：“是我老战友的儿子，当然有水平。”
张师傅爱人拉着林婉的手：“林大姐，您这下可火了。以后要是有人来学艺，您可得教教。”
林婉笑道：“教，都教。”
陈家的“厨房革命”引发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首先是读者来信。《北京日报》编辑部收到了雪片般的来信，都是看了报道后写来的。有的问配方，有的问做法，有的分享自己的经验，有的感谢报社“终于报道老百姓关心的事了”。
方志平每天拆信拆到手软，心里却比吃了蜜还甜。他把部分来信转给了陈飞，说“让陈同志看看，他的做法影响了多少人”。
陈飞看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有黑龙江的，有新疆的，有云南的，有广东的——心里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
一封来自上海的信这样写道：
编辑同志：
看了贵报关于陈师傅家的报道，我感动得哭了。我家也住在一条老弄堂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一直想给孩子们做点好吃的，可不会做，也没钱买。陈师傅家的做法，让我看到了希望。原来，不用花很多钱，只要动脑筋，也能让日子过得好一点。
我已经把报道剪下来，贴在厨房墙上。以后就照着做。
谢谢陈师傅，谢谢贵报。
一封来自河北农村的信这样写道：
陈师傅：
我是河北一个公社的社员。看了报纸，我想学您家做面包。可我们这儿没有烤箱，只有土灶。您能不能教教，用土灶怎么做面包？
盼回信。
陈飞看了，对林婉说：“你回个信，教教她。”
林婉有些犹豫：“我行吗……”
“行。”陈飞说，“你会做，就能教。”
林婉想了想，点点头。那天晚上，她写了一封回信，教那位河北社员怎么用土灶烤面包。
然后是登门拜访的人。
有附近胡同的家庭主妇，拿着报纸来“取经”；有机关单位的食堂师傅，来“交流经验”；有食品厂的工人，来“探讨合作”；甚至还有几个记者，从外地赶来，想做“追踪报道”。
林婉热情接待。
“妈，您不累吗？”陈曦心疼地问。
“累，但高兴。”林婉说，“能帮到人，比什么都高兴。”
有一天，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太太来了。她七十多岁了，走路颤颤巍巍的，手里也拿着一份报纸。
“闺女，”她拉着林婉的手，“俺看了报纸，想来谢谢你。”
林婉连忙扶她坐下：“大娘，您谢我什么？”
老太太说：“俺老伴走得早，儿子在部队，一年回不来几次。俺一个人，做饭没意思，天天凑合。看了你的事，俺也想学着做点好吃的。俺想，等儿子回来，给他做一顿好的。”
林婉：“大娘，您放心，我教您。”
那天下午，林婉手把手教老太太做了最简单的苹果酱。老太太学得很慢，但很认真，一遍遍地记步骤，一遍遍地尝味道。
临走时，老太太抱着那瓶果酱：“闺女，你是个好人。”
林婉送她到胡同口。
又过了几天，陈飞收到一封信，寄自上海，落款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周明远”。
陈飞同志：
见字如面。
回上海已有半月，时常想起在北京的日子，想起与您在小院里的长谈。今有一事相告，并有一事相求。
先说相告之事：我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了关于您家的报道。说实话，看到时我既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您家的“厨房革命”居然上了党报；不意外的是，以您和您爱人的品性，早晚会被看见。
这篇报道的意义，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大。它不只是介绍了几种食品的做法，更是向全国读者传递了一个信号：老百姓可以动脑筋改善生活，可以想办法把日子过好，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在上海的同事看了报道，都说好。有人说，这才是老百姓想看的新闻。
再说相求之事：我最近在写一份关于“消费市场培育”的研究报告，其中需要一些具体案例。您家的情况，我已经写进去了。但现在还需要一些数据，比如：
1.您家自制食品后，每月食品开支比过去增加了多少？
2.邻居们学着做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3.您认为，如果更多家庭学会这些做法，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如果您方便回答，请回信告知。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
另外，随信寄上一份上海的土特产——五香豆。请林同志尝尝，看有没有可以“改良”的地方。
盼复。
周明远
陈飞把信看了两遍，递给林婉。
林婉看完：“这位周同志，真是个认真人。”
陈飞：“是。他的报告，可能会影响上面的政策。”
林婉：“那咱们得好好回信。”
晚上，两口子一起给周明远回信。
周同志：
信收到了。五香豆很好吃，谢谢。
您问的几个问题，我们试着回答如下：
1.自制食品后，每月食品开支比过去增加了约十元左右。主要是买的糖、油多了。但自己做的食品，比买的划算，所以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开支增加不多。
2.邻居们学着做后，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不管成败，大家都觉得日子有意思了。以前下班回家就是吃饭睡觉，现在会琢磨怎么做好吃的，家里笑声多了，吵架少了。
3.如果更多家庭学会这些做法，我想最大的影响是：大家会对生活更有信心。以前觉得日子就这样了，能吃饱就不错；现在知道，原来还能吃得更好，还能自己动手改善。这种信心，比吃什么更重要。
以上是拙见，供您参考。
祝工作顺利。
陈飞、林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