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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祥千是鄞县南乡人，而鄞县的东乡人在两个月前也闹过一场，领头人张潮青也被冯太爷关过。
东乡靠近海边，当地人吃盐都买“私盐”。私盐贩子与官家特许经营的盐商竞争很激烈。从价格上说，盐商争不过私盐贩子。同样的盐，私盐没有税收负担，盐商却要以高价从政府手里购买运销许可证，在术语中这叫盐引，相当于高额税收。商人想把市场夺回来，只能依靠政府，利用法律掐死私盐贩子。于是盐商就展开了影响立法和执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户律·盐法》严禁买卖私盐，卖私盐者发配二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管住海边小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网开一面：沿海的贫难小民，背装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97]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手提肩背的私盐贩子的地盘，名曰“肩引”之地。这种局面从清朝开国一直持续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各方相安无事一百余年。
乾隆数次南巡，江南盐商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将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盐商的地位迅速上升。盐商们借机扩展市场，经过一系列活动，中央政府批准了盐商的请求，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的盐了。从逻辑上说，这项新政策与级别更高的《大清律例》有冲突之处，似乎有点中央级的“土政策”的味道。不过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或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遵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些冲突或堕落之处。在这种情境中宣扬宪法或其他正式法规，很容易造成“舆论导向”的混乱，周祥千便大有被儒家经典的“错误导向”教坏了的嫌疑。这些话说来容易添乱，我们还是专讲盐商影响政策的努力。
有了中央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又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多方缉捕，广为侦察，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日渐增多，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当地政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确实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吗？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领导安全，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商人们就撺掇鄞县的冯太爷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抓起来，冯太爷果然差人将张潮青拿了。
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恳请释放张潮青。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样也是监生。李芝英善计划，有谋略，进城请愿大概就是这二位组织的。乡民们恭恭敬敬，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拥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五个多月后，周祥千与县太爷段光清谈起此事，介绍了民众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领导在鄞县尚且如此，大家还怕什么呢？
抢出张潮青后，官府没有心气或能力组织报复，这等于默许了劫狱。于是，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再次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押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一并抢了。